商洛日報 - 商洛之窗訊（陳 茜）這也是一群在路上的人，常常離開家，一卷鋪蓋，一個塑料布袋，吃著泡面饅頭，要份白開水，放下生活，滿懷怨憤，放棄尊嚴哭喊怒罵，卻又要堅持換取尊嚴，要個說法，換個尊重。他們來自過去的田間地頭，現在的城鎮新農村，農民，進城務工人員，鄉親，百姓，城鎮居民，上至八旬多的長者，下至二十啷當歲的青年，趕著路，找著人，攢著一肚子的氣，扛著一籮筐的話，邊走邊說，也邊走邊喊，他們要把話說給誰聽？
聽過他們的話的人知道，他們的話關乎個人利益，關乎人格尊嚴，關乎公平正義，關乎政策法規；有質問，有控訴，有喧泄，有抱怨，有委屈；有偏執已見，只說一斑，有憤慨激昂，聲淚俱下；有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公平正義；卻還有相信，相信自己絕對正確，相信自己絕對委屈，相信自己絕對冤枉，更相信省城和北京，也相信跑來跑去總會跑出個自己的結果，說來說去總會說出個自己的公道，甚至相信會遇到個重要的人來聽自己說話，然后支持自己認定的那些絕對。
很多人吵吵嚷嚷，說東說西說南北，說是說非說公理，所說的話沒有邏輯沒有次序，沒有重點沒有要領，甚至沒有時間地點沒有全貌，卻表情豐富，情緒飽滿，以一分鐘上百字的速度滔滔不絕，不容打斷也不理會阻止，只要面對有來聽話的人，就像是開啟了閘門的水壩，汪洋般的方言一泄千里，對任何一個聽話的人都是耐心的強度訓練，甚至稍有懈怠和輕視，就像在洶涌的洪流中扎進一塊木板，會激起更大的怨氣和憤慨，招致一通難以平息的責難。
我們總是試圖打斷訴說，期望通過問話來知道他們的表達：
“老人家，村上收的什么費，多收了你75？”
“多收了我75，多少年了也不退，娃都打工去了，媳婦也生了。”
“我問收的什么費？”
“滿村的人別人都能收25，為啥收我100，我去要還不退，你說這叫啥事！”
“你能說說收的是啥錢，為啥事收錢？”
“一共收了兩年，還開的票，你看，票上就寫的100，有人就寫的25，你說這是啥事，憑啥多收我75……”
“大姐，你到鎮政府去說過別人挖你林地的事沒？”
“把我林地挖了，還打人，你看，你看，把我手抓破了。”
“大姐，我問你去過鎮上沒有，有沒有給鎮上干部說過你這個事？”
“2004年砍了我兩棵樹，在我林地里砍我的樹。”
“大姐，我問你，你去過鎮上沒，鎮上知道這個事情嗎？”
“他就是黑社會，把我的林地挖了種丹皮，我要我的林地就打我。”
“他打你，你有沒有報案？”
“派出所都是他的人，他挖我的林地種丹皮，還打人，丹皮那幾年幾十塊錢一斤，他就打我。我到北京去，他們把我接回來，我還要去，我還要到省上去，他們就是黑社會，把我手都抓爛了，現在好了，你看照片，以前手背上抓破皮了，就是黑社會……”
面對這些說話和對話，除了無奈有時會禁不住啞然失笑，寬容那份直愣愣急切切的樸拙，有點孩子或百壽老人的糊涂真趣，卻多了頑拗。就像一個人的思維被固化在了1平方米的世界里，失去了正確的表達和正常的對話，更別提本質應該主張的訴求和要求。他們固執地站在自己的世界里認識世界，一場場的自說自話，一回回的奔波怨憤，全然不知道已經失去了和這個寬闊無疆的世界對接，喊著要見最重要的人，卻不能說出重要的話。
《一句頂一萬句》的作者劉震云從始至終都在給小說里的人去安排相遇一個能說得來話、能聽得懂話的人，把話說明白了，人心就暢快了，事情也明了了，故事里的人終其一生的幸與不幸、安與不安乃是遇到一個是否同樣肝膽相照、同樣以心換心、同樣感同身受的互相說話。現實里，這樣囿于1平方米世界里的人是否也是一直在尋找這樣的一場說話，尋找這樣的互相說話，可是把話說給誰聽，才會有感同身受的幸與不幸、安與不安，才能有應得的正確的符合規范的應答？